人肉搜索的传统渊源、现实成因与微观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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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张威


      【摘要】本文通过对古代“侠客文化”与现代“人肉搜索”的比较研究，以“人肉搜索”的传播主体为视角，总结了人肉搜索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产生的原因，分析了人肉搜索发展到现阶段的特征——影响政府形象、挑战官方话语。

　　【关键词】人肉搜索、侠客文化、政府行为、微观政治

　　从2001年至今，“人肉搜索”已经经历了从纯娱乐、恶搞性质，到道德、正义的维护者，再到网络反腐这三个阶段；逐渐深化，被网民赋予了道德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本文将主要从人肉搜索的第三阶段，即人肉搜索对政府官员和政府形象的影响方面，来展开探讨和研究。

　　网民自发的“人肉”行动并非毫无瑕疵；在正义的交响乐奏响的同时，也不时有一些不和谐音符传入公众的耳朵：侵权、网络暴力、信息滥用、传媒炒作抑或是传媒假事件诸如此类。古代“侠客”除暴安良、惩强扶弱，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却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与支持。它与互联网时代人肉搜索行为主体不谋而合：道德的捍卫者受到法律的审判，正义的维护者被视为网络暴民加以“管制”。

　　一、互联网时代的侠客情结

　　（一）中国古代的侠客文化

　　1、侠客文化释义

　　侠客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特殊的具有传奇色彩的群体，从春秋战国时期首次登上历史的舞台，到秦汉时期达到鼎盛；“司马迁的《史记》首次为侠客立传，此后《汉书》也专门设有游侠篇，至于后世，在诗词曲赋中，侠客更是屡屡成为被歌咏颂扬的对象……有关侠客的故事不绝于书，一直受到作者读者的热心追捧，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即侠客文化” 。笔者认为，这里所定义的“侠客文化”有三层含义：第一，侠客文化是一种文本样式，古人对侠客所作的诗词歌赋本身，具有相当文学研究价值的文化文本。第二，侠客是受人崇尚、尊重的一种人格、职业形式，即使不然，他也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与号召力。第三，侠客文化更包含精神层面的意义，即自古以来的“侠客情结”，其目的就是除暴安良、惩恶扬善，最终树立起代表正义的英雄形象。“从侠客身上折射出来的是中华法文化中的道德与法的纠葛，私力与公力的冲突”。 它与互联网时代人肉搜索行为主体不谋而合：道德的捍卫者受到法律的审判，正义的维护者被视为网络暴民加以“管制”。

　　2、古代侠客群体的结构分析

　　古代侠客虽然一直处于法与里的纠葛之中，然而，它的社会影响力不容小觑。诸多文献对“侠”的评价甚高。“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司马迁对“侠”作出如此评价；唐人李德裕言：“夫侠者……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 “侠”集信、节、义、德于一身，获得了相当高的社会评价。然而，“侠客”群体的成员结构与他的高社会评价并不呈正相关；相反，侠客情结为平民百姓、社会底层人民所独有的，与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士大夫贵族有明显的区隔。综上可知，一方面，古代侠客是出身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群体，其行事方式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与号召力，备受百姓追捧；另一方面，他们除暴安良行为合理而不合法，逾越法律底线，影响士大夫阶层利益。这对古代封建集权国家来说，侠客群体对统治者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与恐慌，为体制所不容。

　　（二）大众文化塑造的英雄侠客形象

　　事实上，大多时候人们谈论的侠客都是经过媒介传播的“英雄侠”，即大众文化所塑造的英雄侠客形象；它是经媒介过滤、筛选、把关后的结果，而并非历史的、真实的“侠客”，本文也不例外。笔者认为，除以上提到的侠客所持有的特征外，大众文化塑造的侠客文化主要有以下四个个特征：第一，侠客都是自由人，以道德准则为生活、生存信条，不受法律管制和约束。大众文化所塑造的侠客无后顾之忧，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人。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社会本该以道德维系，而非强权。他们唯一信奉的就是江湖道义，因此行侠仗义、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即生活之本。第二，侠客有过人的技能，总能在危急时刻险境还生。武侠小说中此特征表现为超群的功夫，而在互联网社会会中表现为信息掌握能力，进而成为意见领袖。第三，戏剧性的人生经历。侠客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英雄的身后也总会留下许多传奇的故事；而在网友发起的人肉搜索行动中，也不乏刻意将人物、细节戏剧化、妖魔化者，制造更多不为人知的“背后的故事”，从而引起更大的舆论效应并造成社会轰动。这与古代英雄行侠仗义不留名有着莫大的不同，这与现代社会、大众文化的发展不无关系。第四，讲究民族大义然而却淡泊功名。大众文化塑造的的“英雄侠”总是隐居在 “山野丛”中，一旦遇到国家、民族危机，“大侠”们纷纷“弃暗投明”，为保卫国家子民、民族存亡而战。而大多数时候，参与人肉搜索的网民却少了那份民族大义——或根本没有资格谈论，更多的侧重于社会内部的道德谴责与规训。

　　二、“网络侠客”的造就——人肉搜索产生的原因

　　童大焕认为，“诚如贪污腐败不是华人政治的特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就是世界廉洁的榜样），国内‘网络红卫兵’在私人领域中的集体语言暴力和道德迷失，也不是中国网民的特性。我更愿意看成是他们对公共领域的话语空间失去信心和耐心后的一种发泄，在一种暂时的、局部的‘胜利’狂欢中获得快感，同时也自我麻醉。现实的无力感迫使一些人转而从比自己更弱小的身上发泄不满、寻求自己力量的‘证明’，而集体暴力是最能体现这种力量又无需承担个人责任的渠道。一些人过后会觉得无聊，但过程的快感依然具有持续的吸引力。” 人肉搜索的产生并不是简单的网络事件所能解释的，它是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四者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是互联网虚拟社会中的独特产物，是中国人的侠客情结在现代社会的彰显，是现代社会公众情绪释放的依托，更是社会转型这一大背景下结果。

　　1、虚拟与现实的自由

　　网络虚拟社区赋予网民两种自由：一是穿梭于现实与虚拟的自由，一是在虚拟空间匿名存在、体验的自由。再者，网络的互动性使网民集传受双重身份于一身，网民的主体性地位得以发挥。现实社会的约束在虚拟空间中得以释放，几千年积淀的“侠客情结”终于在信息社会中找到新型安身之所。虽然是虚拟社区，但网民的侠客情结并没有衰减，反而以新的方式——人肉搜索——酝酿、萌芽、发展，并逐渐涉足政府这一敏感领域。“在封建社会里，所谓为强为恶者，几乎全部来自社会上层，或为贪官污吏，或为豪强劣绅，因此，侠客的剑锋所向，大抵在统治阶层。” 近年的人肉搜索案也有此发展趋势，转剑锋为笔锋，口诛笔伐，网络反腐、惩治官员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面对人肉搜索，传统媒体反而有被边缘化的趋势。首先，传统媒体受众的客体地位，使其产生被动心理，没有主动发掘真相的敏感意识。其次，以传统媒体为依托，传受二者尚且缺乏必要的沟通，更何况受众之间。受众之间缺乏交互性，难以做到一呼百应。因此，人肉搜索在中国出现并非偶然：现实的束缚在网际得以释放，中国人的“侠客情结”变梦想为现实。

　　2、一呼百应的网络“群侠”

　　人肉搜索令之所以能一呼百应，原因之一在于：“网络侠客”与古代社会的“侠士”不同，他们不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以群体的形式散漫于网际之间；其中大多数并非职业“侠客”，而是出于正义的路见不平、锄强扶弱。正是因为人肉搜索行为主体的群体性特征，出现网络侵权、网络暴力等情况时责任追究困难，进一步助长了网络人肉搜索这一“狭义”行为的风靡。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网络是现代人情绪宣泄的最佳场所。现代社会的复杂造成人性浮躁，快餐式的迅速的、廉价的、刺激的事物更能引起公众蜂拥而上。令网民发起人肉搜索的事物大多道德缺失或逾越法律底线，激发了公众的“侠客情结”，加入道德捍卫者的行列；在虚拟空间中体验英雄侠客维护正义的角色，“铲除”破坏社会秩序的个人或群体，使现实中压抑已久的沉重心理终于得到释放，对于心理平衡具有极大的作用。尤其是人肉搜索对象为政府部门官员时，“网络侠客”的弱势群体地位越加凸显；一旦成功其自我认同感和满足度也随之升高。

　　3、政府功能性的缺失

　　当社会秩序紊乱，需要在民间组织力量督促之下政府才有所行为时，即政府功能的缺失。人肉搜索行动目前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政府官员腐败、巨额公费花销、道德品格低下，皆在网民人肉搜索下无所遁形。政府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行事被动、表现欠佳。政府部门未能防患于未然或是第一时间发现政府内部存在的违规违纪、贪污腐败等现象已经致使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在网民对政府内部的黑暗角落和问题官员发出批评、质疑之声时，政府反应又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公众未能得到政府部门及时的回应，或是相关部门的解释明显有失偏颇时，网络声讨愈演愈烈，政府形象严重受损。

　　在周久耕事件中，网友对周久耕的声讨经历着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从对周久耕个别官员作为的质疑，逐渐演变到对周久耕腐败的声讨，最后发展到对官员群体的质疑。最后各地官员人人自危，纷纷亮出自己没戴手表的胳膊，以示清廉。在这一例人肉搜索案中，政府部门主要有两重功能性的缺失。一方面，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不合理。周久耕被网友人肉搜索缘起于他“处理降价开发商”的不当言论。面对房价居高不下，远远超出百姓承受的范围，政府部门首先考虑的非但不是如何解决百姓的住房难问题，反而是房地产商的利益均衡问题。这种为权势服务的而不为百姓服务的官终被撂倒。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危机处理不当。面对突发危机，政府部门沿袭传统的回避、不予回应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形势。第一，网络谣言和人肉搜索挖掘爆炸性新闻加大了危机发生的概率；第二，公众的广泛参与扩大了危机的规模；第三，信息的重复性传播使得危机延续的时间加长，大量的非公众向公众的转化使得危机给政府造成的损害加重 。政府面临公众问责，一味的沉默并不能消解质疑，反而更多的非公众向公众转化。政府必须立即组织危机应对小组，查清事实真相，通过发通告或新闻发布等形式解答公众疑问，消解公众情绪；政府形象的修复远比化解危机的难度更高，必须在危机爆发之前转危为安，否则亡羊补牢，为时晚矣。

　　4、社会转型期的必然

　　“布尔迪厄在分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变时，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传统社会中，权力是以一种捍卫正统排斥异端的形式运作的，因此，本来属于真—伪的问题，在传统的权力关系中都会转化成友—敌逻辑。” 古代侠客为官方所不容，触犯法律只是冠冕堂皇的借口，法律也是集权者维护集权统治的工具。侠客在惩奸除恶的过程中破坏了社会上层集团格局，打破权势阶层的利益分配，因此被统治阶层排斥在敌对立面。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不同，“如果我们把分析的焦点指向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那么，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正在从一元的社会走向多元的社会，从平均主义的社会走向分化的差别社会，从官本位的社会走向市场化的社会，从身份的社会走向契约的社会，从政治社会逐步转向市民社会等等” 。因此，这是各个“场”逐渐从政治系统中分化出来，完成各领域建立“自律”体系的过程。互联网人肉搜索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公众希望在网络中建立一套特有的机制，惩治合法而不合理——法律底线之内的道德损毁与缺失，维护国家、法律无暇顾及、忽视的弱势群体。

　　社会转型阶段，国家政策、体制和法律的改革滞后于国家经济发展进程，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浪潮不断产生新生事物，新问题不断涌现；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条款或经验性个案进行责任追究，造成了极大的法律缺口与漏洞。人肉搜索的归责问题困难，从根本来说即社会转型期法律改革的步伐远落后于社会发展进程，导致各界对人肉搜索行为争议不休，但明令禁止却又无据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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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肉搜索：一种微观的权力反抗

　　“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代表的史官们对侠客褒贬不一的评价体现了侠客尴尬的地位，韩非子从法家的立场出发，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视侠为祸害国家的五种害虫之一；而司马迁则在道德观念上为侠正名：‘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对侠客的评价存在分歧。“道德与法的纠葛，私力与公力的冲突”是侠客文化在中国发展、传承的最大阻碍。

　　中国封建社会，官府苛捐杂税、战争与豪强欺凌，无权无势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备受摧残；锄强扶弱、劫富济贫的侠客是他们精神的寄托。侠客维护社会道义，站在了统治者的对立面，受到官府的打压，这就是古代侠客的社会处境。这与现代人肉搜索行动不谋而合，同样是捍卫道德正义、除暴安良；然而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备受争议。笔者认为，网络人肉搜索不仅是对古代侠客精神的延续，它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尤其是当人肉搜索的触角延伸到政府部门时，是它公民行驶权力，参与公共事务的开始。当然，人肉搜索作为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并没有构成宏大的政治叙事，它只是一种围观层面的权力反抗。

　　(一)人肉搜索与微观政治

　　与微观政治相对应的宏观政治是系统的、中心的、一元的宏观层面的政治，它关注于改变经济和国家的结构，它强调国家作为唯一的权力组织。然而福柯并不赞同这种一元的权力体系，他认为，“权力不仅仅存在于国家宏观的领域，而且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至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国家与国家机器、宪法和法律不能完全等同于权力，相比于前者，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渗透性”。微观政治主要从如下三个维度对宏观政治进行解构：其一，“以国家统治权为中心的宏观权力到多元的微观权力”，其二，“以阶级为主体的中心反抗到多元微观的非中心反抗”，其三，“从元叙事的同一政治到小叙事的差异政治” 。

　　网络人肉搜索作为一种网民自发的临时性公众行为，没有统一的管理体系和游戏规则，却能在网络喧嚣中达成同一，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进而影响行为人日常生活、社会公共事务甚至政府决策。

　　首先，人肉搜索是一种边缘的微观权力，它并没有涉入或者说根本无法涉及经济、政治的中心。互联网连接不同国家、地区和族群，在地域层面上形成了非中心的、多元的的权力参与；它更多地关注社会道德、公众价值观念等人民日常生活中可触可及之事务，它们一般并不构成影响社会安定与国家的稳定的条件，是一种边缘的非中心的微观权力参与。其次，人肉搜索形成一种微观的权力反抗，它并没有将矛头直指国家与政权，而是将焦点集中于与他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领域。即便偶尔涉及政府部门或相关公职人员，人肉搜索引发的舆论焦点也只是集中于个别行为人的操守或不健全法律法规。当然，这与国家对于公众话语的管制也不无关系。再者，人肉搜索只是公众的一种话语体验，它并没有形成同一的、系统的话语体系，它只是互联网时代所提供的相对宽松的话语环境中的一种权力体验。

　　（二）促进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化

　　当公众遇到困难，首先考虑的不是通过合法的、正当的渠道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求助于民间“侠客”群体，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政府部门予以关注时，政府对于百姓之信度已经大大降低。发展到第三阶段人肉搜索对象以政府官员为主，即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在传统社会，民告官的成功案例寥寥，这与中国几千年传承的官本位思想和政治文化有着直接关系。

　　所谓官本位，它是相对于民本位而言的，它包含以下四层含义：第一，“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第三，“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伪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第四，“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形成的官尊民卑的心理格局，是现代社会官员工作生活作风、执行社会公共事务最大的绊脚石。在林嘉祥猥亵女童案中，网友之所以对其进行人肉搜索，原因有二。第一，林嘉祥的“京官”身份。他以“京官”自诩，与市长同级别，更是放出狠话“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林嘉祥的语言有很强的官本位意识。他以官阶来衡量个人的存在价值，彰显自己的权力优势对老百姓进行呵斥、恐吓；很明显地将官本位意识体现在个人的日常语言和行为当中，这对于现代社会的公众来说尤其是虚拟空间中的网民来说是极为可笑并令人憎恶的。不仅如此，他还以自己的官员身份俯视公众，试图通过权力的威慑力来压制百姓的声音。第二，事件中的“受害者”是11岁的女童属于社会弱势群体，激发了广大网民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与保护心理，即中国人惩强扶弱、维护社会道义的侠客情结。在中国官员的思维中，仍保留着古代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这也是影响政府形象的最大症结之一。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中国政府要树立开放的、民主的、现代的政府形象，必须从作为个体的官员抓起，以民本位思想替代官本位思维。

　　改革开放前，“政治系统以其总体系统的机能和普泛化运行机制，广泛地深入到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在特定的意义上看，改革开放以前的各种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都明显地受到政治的强有力控制。或者说，任何非政治性的经济或文化活动都是政治性的。经济和文化变为政治的直接延伸。” 以政治目标为运转中心的社会系统，不存在各自领域的利益均衡，一切皆为政治系统服务。因此，政府部门、官员拥有着天然的优越性。而在逐渐多元化、市场化的的今天，政府系统的中心地位趋于消解，市民社会逐步建立，从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向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演进。人肉搜索就是公众在虚拟空间中对政府中心地位的挑战，虽然它目前尚未成熟，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与探讨。

　　（三）人肉搜索与市民社会

　　“传播空间是由象征交换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所建构的，传播的赌注是力量关系在调节中的权力和反权力。所有的权力同时是权力和反权力，谈判或臣服。” 草根新闻是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权力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行为、官员作风起到了监督、限制的作用。

　　人肉搜索不仅是对事实的公布，更是像“扒粪者”一样挖掘真相背后隐藏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它对政府官员的搜索与揭秘，是对“全能主义政治”体系的解构；人肉搜索是网络虚拟空间中建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的一种形式，虽然这种形式并不完善，甚至常常引起法律领域的争论。

　　市民社会“最初的含义是指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在成帮众，国家与社会是结合在一起的，公民参与城邦的活动，就是他们利益的表现形式，也是他们自由的体现”，“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一个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概念”。 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公共事务进行批评监督，从而形成公众舆论，以影响国家权力机构的决策” 。在最近发生的几起对直接针对政府的人肉搜索事件中，网民表现了对政府官员作为的极度不满，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政府部门不得不按照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对问题官员调查惩处。在林嘉祥事件中，虽然最终证实其并没有实施猥亵行为，但其言语中却透露除官员以权欺人的蛮横霸道之气，这是在现代民主社会所不容的。“最牛房产局长”周久耕，因为不为老百姓利益考虑的言语而被网友搜出其天价烟和名表豪车，最终被撤职查办。新余和温州出国门事件中，政府官员假公济私，以出国考察的名义公费出游，原本不透明的政府开支被网友公之于众，立即引起纳税人的强烈质疑，最终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对相关官员和旅游团相关人员进行处分。这是网络虚拟社会中市民社会对抗政府灰暗面和问题官员取得的初步成功。有理由相信，在法制更加健全、社会越加民主的未来社会，网络虚拟空间中的市民社会将更加强大，并取得更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