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读书笔记与搜索引擎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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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评论:读书笔记与搜索引擎之别
　　搜索引擎的广泛使用和覆盖,乃是21世纪传播技术至为壮丽宏阔、激动人心的图景。几乎可以看成是海量信息时代迎来的诺亚方舟。从此,普通人群搜集信息、摄取知识、整合内容乃至寻求解决方案,有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更不要说云计算、大数据正在以几乎是令人匪夷所思的神话般的想象力和实现力把数字技术搜索功能推向更高云端。

　　自搜索引擎面世以来,人们的读书方式正在发生急剧变化。搜索性阅读几乎是大行其道。一本新书面世,只要搜索引擎经营者对此有兴趣,就有可能将这部完整的作品肢解为一条条信息,特别是那些被多次点击的观点、片段、警句,将迅速登上网络同类信息前位,吸引人们眼球。相当一些读者,如果太忙,如果懒惰,如果想投机取巧,如果为了应付马上要参加的主题沙龙,那么,搜索引擎基本上能帮助你说出一个子丑寅卯来。至于那部作品整体如何,大体是可以绕过去的。于此情势之下,人类的阅读文化将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读书界、学术界、教育界都面临无穷多良莠不齐、真假莫辨的窘境。以至于有人笑曰:自此可以不用亲自读书。

　　与搜索引擎相关,人们固有的读书笔记也面临着被消解。现在还有多少中青年学者使用读书笔记、卡片去做学问,这是被大受怀疑的。

　　两年多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钱钟书中文读书笔记》(影印本)。影印本展示了钱钟书自1930、1940年代至1990年代各时期中文笔记原貌。按时序,这部分中文手稿被钱钟书夫人杨绛编为9本残页、25本大本、38本硬皮本和11本小本,共83本,涉及3000种以上中文著作及少量外文著作。笔记中不仅包括了《诗经》、《论语》、《史记》、《全唐诗》、《全宋词》、《红楼梦》等经典,更大量涉及历代文人诗文别集、笔记小说、野史杂谈、尺度日札。多种形制、各类语体的读书笔记。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将出版规模相当的钱钟书的外文笔记影印本。可以说,看到与人等身的《钱钟书中文读书笔记》(影印本),我直是叹为观止不已。

　　据钱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介绍,钱先生做笔记很费时间,却一直勤于此道。数十年来,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读书笔记几乎未曾间断。钱先生通常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一本书,他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钱先生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钱钟书先生自然是中国学术文化难以企及的高峰式的人物。但是,像钱先生一样读书治学的中国学人,却是久有传统的。读《曾国藩家书》,里面多次谈到读书与做笔记的关系。曾国藩总结道:“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致所得,以著所疑。”为此,曾国藩主张儿子曾纪泽读书学习要有笔记本,亦即“手抄夹带小本”。曾国藩在给曾纪泽的信中对“手抄夹带小本”大肆渲染了一番:“近世文人,如袁简斋、赵瓯北、吴谷人,皆有手抄辞藻小本。此众人所共知。阮文达公为学政时,搜出生童夹带,必自加细阅。如系亲手所抄,略有条理者,即予进学;如系请人所抄,概录陈文者,照例罪斥。”他认为写文章离不开这么个小本,读到好词好句要随时分门别类地记下来,有好的思路灵感要立即记下来。接着他还举证韩愈等大家都有此习惯,“记事提要、纂言钩玄,亦系分类手抄小册也”。

　　即便不用提及唐宋大家,仅就袁简斋、赵瓯北、吴谷人三位名士在清代的声名,就足以说明读书笔记的重要。袁简斋即清代大诗人袁枚的号,其文学性灵说主张影响深远,著作《随园诗话》与他的随园流传至今。赵瓯北则是与袁枚、蒋士铨并称“江左三大家”的赵翼,瓯北是他的号,著有具史学开创意义的《二十二史札记》,作有名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流传甚广。吴谷人即清代文学家吴锡麒的号。吴谷人生性耿直,不趋权贵,时时注意提拔有才之士,名著公卿间。

　　特别要说的是学政阮文达公阮元,一个和乾隆皇帝写对论诗的才子,被清道光皇帝誉为“极三朝之恩遇、为一代之完人”,一位官德、民声极佳的名臣,一位著作等身的大儒。他对读书笔记的态度尤为值得称道。对考生亲手所抄的夹带,略有条理者,竟然能够善待进学,而对请人所抄,概录陈词滥调的考生,照例罪斥。这实在是很讲究读书笔记的大文人了。正如曾文正公所慨叹道的:“阮公一代鸿儒,则知文人不可无手抄夹带小本矣。”

　　毫无疑问,无论是古人治学,还是今人读书,也都在孜孜以求于读后的搜索、检索、分类、鉴赏、使用等等。本质上这是与数字技术的搜索引擎是一致的。只是搜索引擎是一项信息服务行为,具有很强的公众性。而个人的读书笔记,则通常意义上是出于个人治学、著述之用,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性。我们欢呼搜索引擎的效率,尤其要赞叹其为公众服务的神奇能力。但是,也不无忧虑,倘若由于搜索引擎的发展,使得学者、专家、文人从此混同于一般公众,都不再亲自去做读书笔记,形成搜索引擎依赖症,而具有个人独特价值的读书笔记从此消亡,这不仅要受到像清朝那位学政阮文达公的罪斥,也是人类阅读文化乃至学术文化的一项重大损失。

(来源:人民政协报)